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旁听生 : 分房分地分老婆——土改果实的分配(一)(转文)

作者--智效民

1、几种分配方法

 

  斗了地主之后,就该分土地、分房屋、分财物了。

 

  土地法大纲要求彻底平分土地,但是在实际操作中,却不那么简单。就土地而言,有水田、旱田,也有坡地、园地,有的肥沃,有的贫瘠,有的近便,有的偏远。仔细分来,可谓三六九等,差别很大。就分配对象来说,是按人口分配,还是按劳动力分配,需要考虑。另外,分了土地以后,有没有条件和能力耕种,也是问题。房子的情况与此类似,因为同样人口的贫雇农无房户,不可能分到一模一样的房子。至于包括牲畜、农具、衣物、粮食在内的财物分配,则更难做到公正、合理、平等、有序。如果再考虑到人为的因素,就更不好办了。

 

  1947年12月5日,《晋绥日报》第二版刊登一篇文章,《介绍碧村的分配方法》。文章说,该村从10月初开始分配,总结出几种分配方法。第一种是“将果实折价,依贫苦程度,由农会大会决定每户应分数量,由个人去选择。”具体来说,是先将财物按米折价,再把贫苦农民分成十个等级,规定每个等级可以分几斗几升,同等级还要按贫苦程度决定顺序,最后让个人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财物。第二种是“按需要搭配”。这种方法是先让贫苦农民申报自己需要什么,再进行调查、登记,最后由“分配委员按照各人的需要负责搭配”,并首先满足最贫苦者的需要。第三种是“估量搭配”。这种方法也是先由个人申报需要什么,然后经大会审查,“由分配委员会根据贫苦程度,人口多寡,估量搭配。”

 

  文章认为,三种分配方法中,第一种比较好,特别是分配大量土改成果时最合适。“其好处是:首先满足了最贫苦群众的要求,每人能够选择称心适意的物品。分配委员不能有所偏爱,将好的东西搭配给他愿意搭配的人。”相比之下,后两种方法、特别是第三种,就有不少缺点。

 

  2、“折价分配”模式

 

  12月12日,该报第四版又发表署名孙达可的文章,题目是《退赃还债的“百货商场”——介绍寇庄对衣服家具按等自挑的分配》。这篇文章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分配土改“成果”的真实场景和整个过程,既有文采,也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。出人意料的是,就是这样一篇文章,也成为反面教材,受到严厉批判。为了说明问题,并了解当时情况,现将该文照录于下。

 

  最近朔县寇庄对斗争果实的分配,土地、粮食、布匹、牲畜等都好办,惟有衣服家具难分,后经群众讨论,想出用赶集式,按等顺序,自由挑选的办法,把果实分配场,成为农民收回自己血汗,地主退赃的“百货商场”。结果,农民既各自得到自己所满意的东西,对贫雇农的照顾,也更明确彻底,特介绍如下:

 

  (一)红火热闹,百货俱全。

 

  分衣服那天,是在庙里,二百多件衣服,挂满了前后两进庙院,农民们所最喜爱的皮袄皮裤、粗蓝大布,一堆一堆的。叫不上名,见也没见过的红绸绿缎,光华耀眼,还有什么狐皮、灰鼠、毡毯被褥、大氅斗蓬、绒帽皮鞋等等,一绳一绳的挂着堆着,有些竟因为许久埋在地下,而沤烂了,带着破伤放出腐朽的气味。每件衣服上都用纸块标明着抵债的评价,干部们分工,谁招呼那一堆,谁招呼那一绳。

 

  为了便于保管,家具的分配场在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地主院里,更是百货俱全,红火热闹。西北角上,摆满了贫雇农争着先挑的犁、锄、耧、耙等农具,和四辆“扇车”,接着是一排盐、曲、醋、酱的堆子和整箱的洋火水烟。西南角是数不清的大小铜器和铁器,新的坏的,有地主李鸿举家中举人贺喜时的“旗座”宫灯,也有恶霸地主武善周,藉日本人没收、抢夺去的“串壶”、铜杓、铁锹、桶箍等……,每样都是一二十件,庙上丢了多年的四对铁灯笼,半套锣鼓家具,中农侯富山丢了多年的小盘秤,和硬逼着向人要去的“蝇耍”铜灯等等,都摆在那里,等待着物归原主。最耀眼的,是东北角上的三十几顶洋箱、檀木桌椅、金漆立柜,和一大堆雕刻的门窗隔扇,人们有的指着那几件是谁家的,因为欠利被“楼院”抬去(地主李鸿举住着高楼,老百姓管他家叫楼院)。挨着是几十样细瓷家具、钟表、挂屏、穿衣镜,以及玉笔筒、玛瑙瓶、象牙镇尺、玉带钩之类淫奢摆阔的“珍品”。另一角是百多个从地下挖出,藏了粮食油醋的大坛大瓮,和两堆“五经四书”、“醒世真传”一类害人的字纸、字画挂画、喜联,更是挂满了三间房子。

 

  这满院的家具除了碎小不成件的,也都是贴着纸块,标明顶债多少,干部们分工负责,各管一部,更有两个总负责人,随着进来挑货的“顾主”帮助帮助挑选,检点算账。

 

  (二)谁最穷苦,谁先挑选。

 

  事前根据群众所划定的成份,再由群众讨论,分出等层,从贫雇农到中农,共分五等,每个等层,按果实评价总和,与各等层间贫苦差度,决定每人分得果实实数,在同一等层里,再按三代,受剥削轻重,贫苦程度,决定先后次序,谁最穷苦,谁先挑选。分配时,在锣鼓欢呼声中,按着所决定等层次序的名单,被请进场里挑选,谁先被请进去,谁就更加喜欢,而为大家所羡慕。

 

  一等贫农石丑小,父亲刚刚饿死不久,家里只剩三口人,这回分到衣服果实,值白洋二十七元(编者按:给白洋以合法地位是政治错误。)他伸手先挑了一件最好的羊皮袄、一条棉裤,接着拿起一件洋布灰大衫、一条单裤、一顶皮帽、一双皮鞋、一领毡子、一条褥子,和丈五白布,家具果实,他共分到值白洋二十九元,他笑迷迷的,一进场便先给他那新分到的大犍牛抱起一张好犁,转身挂了五十斤盐,三大包水烟,他说可以换粮吃,锅、坑席、铧子、水罐、炉盘、铁铲、饭碗、饭盘、箩、箩架、串壶、板凳、鞍架,……他什么都没有,什么都需要,在这些零用东西上,他挑的不能放手,还是工作团同志们劝他挑了一顶评价七元,“楼院”的大洋箱,最后又搬走了三块石盖,一把铡草刀,四个大瓮,并搭配了碟碗、茶盘、茶壶、小秤等家具,和五斤铜制钱,三块曲。看的人们都说:“这可真是翻过来了,有吃的有穿的又有用的(按:石丑小另外分粮三石七,布九疋)。谁穷谁先挑,东西又好,价钱又便宜!”

 

  在挑选中,还可以看出成份,真正穷苦的贫雇农,对那些绸缎衣服、细瓷家具,理都不理,专挑破皮袄、烂棉套。贫农威有,不同意大家说他是半二流子,那天,一伸手竟先挑了一把酒壶,一个酒瓶,和茶壶靠椅,于是大家都吵起他是半二流子。破落地主李映喜、李登元,都装成贫农,那天,李映喜竟先挑了他当年顶洋烟账的几件檀木雕刻桌椅,李登元是先挑绸大衫和精致的茶点桌、鱼碗,于是引起工作团同志的更加怀疑,后来果然都闹清了。

 

  (三)众人关心,大家满意。

 

  由于成份等层的划分,特别是同一等层内,谁前谁后,分配次序的决定,都是经群众讨论来的,大家比三代,比穷苦,比谁受的剥削大,因此,谁在谁前边,大家都很注意,而互相议论,在挑选中间,更是大家都注意,场里还有什么东西?那件被谁挑走了?快轮到自己了!自己该挑什么?自己挑完,也还注意谁再挑啥?挑时,好些是一家男女老少都进场,和赶集一样,王德、王新月一家父子五人,在场里开起家庭会议,父亲和王新月,是看中了那套厚茸茸毛板全好的皮袄皮裤,冬天好出门闹生产,新月的妈妈,却看中了那床红洋布面的棉被子,因为十来年了,全家五口没盖的,争论一阵,还是为闹生产的意见胜利了,新月的妈妈,也就笑嘻嘻的抱起了那件皮袄。这样一直挑到最后,人们都是由他自己决定,在两件之中,愿挑那件,因此都挑到了他自认为满意的东西。

 

  分家具从早饭后,中午只休息一阵,一直挑到阳婆快落了,院子里四周窑顶上,还是挤满了黑压压的人,一阵锣鼓,一阵欢呼,比唱台大戏还红火,分衣服那天,还唱起秧歌,更是锣鼓喧天,热闹非凡,外村来参观的男男女女,也足有百多人,把个两进院,挤得满满的。

 

  (四)事后检讨,利多弊少。

 

  这样赶集式的“百货商场”分配办法,事后搜集群众反映,加以检讨,好处是:(一)不但由群众依成份划分等层,而且由群众规定同一等层内的先后次序,阶级路线,更为明确精细。(二)每个人所分的果实,都由自己挑选决定,人人取得自己所满意的东西,评价即使稍有出入,个别干部即使搞鬼,便宜也为在前边的贫雇农所得。缺点是:(一)各户前后次序,虽由群众规定,但对个别户,还考虑欠周,不够恰当。(二)对较贵重衣物与大家都想要的实用物品,还难自由挑选,而事前计划不够,以致后来不得已,把狐皮斗篷、扇车之类的东西,只好动员几家中农够分,对盐、烟等物,又只好限制,不能完全贯彻自挑原则。(三)特别是因为分价与挑货,很难碰的正好,遂对前边贫雇农放松,分的超过原规定数,后又将评价提高,使个别下中农中农,对此有些不满。

 

  3、“折价分配”受到批判

 

  这篇文章给人的感觉是领导土改也真不容易。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和局面,工作团和贫农会居然能想出这种办法,既要执行政策,又要尽可能维持“公平”。从作者的口吻来看,也非常欣赏这种办法。但是《晋绥日报》发表这篇文章,却是供批判用的。

 

  其实,《晋绥日报》发表《介绍碧村的分配方法》时,就在编者按中说:“我们发表碧村分配果实的几种方法,目的是希望各地土地改革同志对这一分配问题展开讨论,交流经验,到底那一种方法(不限于本文三种方法)最能满足贫雇农要求,则有待各地在实际分配中,依靠贫雇农去研究。根据实际经验证明,作价分配,并不能完满地满足贫雇农要求,相反地有利于中农,因此实质上是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。本文只作为一个参考材料,以供各地土地改革同志研究,使分配工作真正作到充分切合贫雇农的利益。”

 

  也许是感到这样做力度不够,未能引起广泛注意吧,该报在刊登孙达可的文章时,又专门配发长篇批判文章:《打价钱分果实办法要不得——评寇庄与碧村的分配办法》。文章在编者按中指出:“达可同志《退赃还债的“百货商场》一文,介绍了朔县三区寇庄打价限价分配果实的方法。那篇文章是九月间写的,寄来之后,因有原则错误未予发表。但是这种分配方法后来流传到兴县黑峪口一带,五日本报二版碧村分配方法中之头一种,听说就是从这里学来的。又听说各地类似的作法颇为不少,因此觉得有加以批判之必要。现将达可同志的文章刊出,连同碧村分配方法,一并提出我们的意见,以供各地同志参考,并且希望引起进一步的探讨。如有不同意的意见,希望展开讨论。下面是我们的意见,先从达可同志一文谈起”。(《晋绥日报》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头版)

 

  这篇文章从八个方面进行批判。因篇幅太长,将它缩写如下:

 

  (一)需要的不给,给的不需要。

 

  正确的分配原则,本来应该是按照贫苦程度与实际需要,缺甚分甚,首先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;但是打价限价的分配方法恰好相反。这一点,从达可同志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:

 

  王新月一家五口,十年没盖过被子了,如果按实际需要分,他们应当分到被子。但因分法限定价额,为要取得皮袄,就不得不忍痛割爱。于是在十年之后的伟大土地改革之后,这个五口之家,还是没有盖的。

 

  “一等贫农石丑小”,一方面是他所需要的东西没有分到,另一方面是他所不需要的东西分到了。他需要的东西是“锅、炕席、铧子、水罐、炉盘、铁铲……”,但是他所分到的东西却是“碟碗、茶盘、茶壶”,还有三块曲,这是吃茶喝酒的东西,不是“一等贫农”当前所需要的。

 

  (二)给贫农限制,给中农包票

 

  如果按照贫苦程度与实际需要,缺甚分甚,而不打价限价,那末王新月家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再要一床被子,石丑小也可以再要几件东西。他们可以和中农们比家当,讲道理。中农们如非家中确实缺少而又无力购买,便没有理由也参加分配,多占便宜。单看各家分配价额,一等贫农比五等中农确实要超出好多,这就使贫雇农感觉“比人家中农分得东西已经多了,还好再说什么呢?”而中农们反倒理直气壮起来,感觉“我这一份已经比你们少得多,连这一份都不给够我那怎么行?”因此寇庄分到后来给中农的比原订价额稍微差了些,他们就“对此有些不满”。这就是说,打价限价的结果,叫贫农作难,而使中农气壮。因此,它必定要走富农路线。

 

  (三)少数突出,苦乐不均

 

  寇庄的分配,一方面是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需要,另一方面在某些物品的分配上,却又超过了一部分农民的实际需要。“一等贫农石丑小”,一家三口就分了九疋布,而他另外还“先挑了一件最好的羊皮袄、一条棉裤、接着拿起一件洋布灰大衫、一条单裤、一顶皮帽、一双皮鞋、一领毡子、一条褥子和丈五白布。”这是穿的戴的。吃的上面,这个三口之家“分粮三石七”而外,还“转身挂了五十斤盐、三大包水烟,他说可以换粮吃”。此外还分了一条大犍牛和“大洋箱”等各种日用家具。至于王新月家是甚么成份,作者没有写。他一家五口十多年没盖过被子,想必也是个贫农吧?可是他家能分到的东西比起石丑小来就少得多,以致皮袄与被子都不可兼得。同是贫苦农民,分配如此悬殊,多的多,少的少,苦乐不均。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状况,不但影响贫雇农内部的团结,而且直接以后经济生活的发展。这也是一种富农路线

 

  (四)村不离村,本位主义

 

  石丑小之所以分得那末多,还因为寇庄是一个很富裕的村子,它的果实特别多。相比之下,山地村庄的贫苦农民(比如兴县四区),不要说铺盖,炕上有块破席片都稀罕。本报十一月二十日报道的保德化树塔是一个不算穷的村子,但是在今年天旱的时候,全村义仓仅余三十斤粮,而一个贫农单身汉张红奴,竟因为几斤粮为难到服毒寻死的地步。按照“天下农民一家人”的精神,寇庄应该取出很大一部分来帮助山地贫苦农民翻身才对。工作团不向这方面引导,而把它一古脑集中分配到这个村子,显然是极不合理的。这是一种村本位主义,同时又是另一种富农路线。

 

  (五)商人作风,包办代替

 

  以上三种富农路线,好像与打价限价没有多大关系,其实不然。你看他们的工作原则,和一个“百货商场”多少相似:第一,它是“打价限价,先来先挑”。第二,它是“搭配起来,一次分定”,这就像“百货商场”里的“大拍卖”,而且“货物出门,概不退还”。至于干部们的组织分工,当然也像一个“百货商场”。由此可见,这场分配不但抹煞了群众的要求,而且抹煞了群众的习惯,是商人作风不是农民作风,是干部包办代替,不是群众自己的意愿。(待续)

 

来源: 作者博客 | 来源日期:2012-5-6 | 责任编辑:王科力

转文来自共识网http://www.21ccom.net/articles/lsjd/lsjj/article_2012050759165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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